朱新开的小说《代号：截和》中主角是廖承志，林子茂，在1941年12月8日，日寇进攻香港，25日英军投降，香港沦陷。延安发布抢救滞港人士指令，主要执行者是廖承志、潘汉年、刘少文。廖承志是革命家廖仲恺、何香凝之子，曾在国统区工作，后负责海外情报工作。潘汉年经历传奇，从中反映出谍报工作的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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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12月8日,日寇进攻香港;25日,英军投降,香港沦陷。
【1】
日寇进攻当日,延安发出抢救滞港人士的最高指示,直接领命的是: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、中社部华南情报局局长潘汉年、**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。
其中,廖承志系辛亥革命元勋廖仲恺、何香凝之子,1928年加入中国**;1949年前长期在国统区工作,曾七次被逮捕;1949年后长期担任海外**工作的负责人。
至于潘汉年,其经历颇为传奇乃至诡谲——由此,也能反射出同为谍报工作的大不同,乃至有“失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之别,有些谍报人员甚至会“公开”在刀尖上漫舞。
为了更容易理解本书主角的工作性质与分工,以下对谍报工作做简单的分类与归纳:
“隐蔽战线”是形象化的概称,其机构名称随着时期、任务等的变化而改称,甚至有对内、对外之别。
只说最具代表性的几个:最早期,机构名称为**特别行动科(**特科);红军时期为国家政治保卫局,以及针对国军的破坏工作部或敌军工作部(敌工部);在长征胜利后,改称抗日统一战线部;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,设立了统管情报、保卫工作的**社会部(中社部),以及先针对日伪军、后针对国军的敌工部;新中国成立前夕,中社部分解为军委情报部、**;上世纪90年代初,在合并了公安的部分职能部门后,设立**部。
在隐蔽战线上,素有“龙潭三杰”之称,即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;另有“后三杰”之说,即熊向晖、陈忠经和申健。其中,未见潘汉年。
先说“龙潭三杰”,系最早期的情报人员,当时隶属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**特科情报科,三人均打入国民**党部党务调查科(中统)。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顾顺章叛变的危难之际,有效且成功地保卫了**。
再说“后三杰”,奉命打入胡宗南部,应属于敌工部的范畴,前期主要搜集军事情报,后期侧重瓦解策反。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保卫延安的行动中,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立下汗马功劳。
可见,不论基于政治保卫工作的“龙潭三杰”,还是基于军事情报工作的“后三杰”,他们的“危难之处显身手”堪称体现于谍报工作的最核心及高端,且是立竿见影,或有据可循。
相比而言,潘汉年并非谍报出身,早期做的是“文化统一战线工作”,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,包括左联等团体的建立;1926年,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;1931年,在顾顺章叛变后,接任**特科负责人之职,此时他已转移到苏区,公开身份是**教育人民委员**员会委员,此后负责与十九路军洽谈合作反蒋,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苏区中宣部副部长,以及与粤军洽谈为红军长征让路,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赣南**宣传部长。
值得一提的是,潘汉年与“龙潭三杰”一同踏上长征路——钱壮飞在途中牺牲(有说失踪);胡底在途中遭**杀害;李克农在长征后,则长期在后方的最高情报机关工作;
潘汉年长征至遵义,奉命孤身赶赴上海,以期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,并重建遭受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。作者在铁血网连载的另一部反映红军长征全貌的《血路收容队》中,曾提及此事。
在西安事变之前,潘汉年奉命与国民政府高层洽谈合作抗日事宜;在抗战爆发后,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;上海沦陷后,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;1939年,奉命重返地下工作,并周旋于重庆蒋政权与南京日伪之间,甚至面见汪精卫。
显而易见,潘汉年至少无法隐瞒其经历中的上述公开身份,却能在刀尖上长袖善舞,其中必有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人独到之处。
新中国成立后,潘汉年因曾面见汪精卫等事被指**,后查明当时经过请示,并有廖承志的提议、李克农的力证而得以**。
总之,谍报工作并非仅是卧底那样简单,也并非要隐忍长期隐姓埋名那样单纯,而是往往会直接面对误解乃至误杀,即无怨无悔的精髓所在。
【2】
回到香港大营救。
除了隐秘战线,当时执行武装护送任务的是东江纵队。
至于被后世重点提及的港九大队,成立于大营救期间的1942年2月,并隶属于东江纵队。
撤离路线主要有两条:
其一为水路,从香港经长洲岛偷渡到澳门或广州湾,再分别从广东境内到达桂林;
其二为陆路,从香港偷渡到九龙,再分别经荃湾、青山、元朗或经沙田、大埔、粉岭进入宝安,后经惠州、老隆到韶关,最后到达桂林或上海、苏北。
【3】
在百余天里,隐蔽战线及游击队营救出800余名各界人士。
其中有**人士、文化学者及地下党员等,如:宋庆龄、何香凝、柳亚子、邹韬奋、茅盾、夏衍、沈志远、章伯钧、彭泽民、张友渔、胡绳、范长江、刘清扬、梁漱溟、千家驹、胡风、金山、蔡楚生、王莹、司徒慧敏、端木蕻良、沙千里、金仲华、廖沫沙、黎澍、黄药眠、高士其、袁水拍、宋之的、于伶、叶浅予、丁聪、羊枣、戈宝权、萨空了、胡蝶、张唯一、恽逸群、陈曼云等。
另有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家属,如国民党驻香港代表陈策少将、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等。
还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英军官兵,如英军赖特上校、京中校等,并促成抗战后期与美英盟军的情报合作。
总之,在大营救的过程中,无一身亡,无一被捕。
